廣州市固達塑料工藝包裝有限公司注冊了“mine”商標，屈臣氏企業有限公司以該商標三年不使用為由請求撤銷該商標。本案經過了商標局、商評委、北京一中院、北京高院、最高法院，最終塵埃落定，廣州市固達塑料工藝包裝有限公司保住了“mine”商標。有意思的是，廣州市固達塑料工藝包裝有限公司在北京一中院一審和北京高院二審的證據與最高法院提審的證據是一樣的，不一樣的時候最高法院對證據的認定與北京一中院和北京高院不同。所以，本案其實涉及的是有關注冊商標使用中證據證明程度的判定標準問題。
根據《商標法》以及相關司法實踐，注冊商標的使用指的是注冊商標用到了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務）上并投向了市場，起到了區分商標來源的作用。即：1、注冊商標使用在了核定商品上，比如印刷在商品適當位置、印刷在商品外包裝上等；2、投向了市場，比如簽訂買賣合同、儲存運輸商品、進行廣告宣傳等等。
根據《商標法》有關撤銷三年未使用商標的規定，如果商標注冊人主張自己實際使用了注冊商標，需要提供在申請人申請撤銷商標之日前三年的使用證據。而這些使用證據的提供在司法實踐中往往存在困難。主要困難之處在于：1、企業的主要任務是生產、銷售，尤其是民營企業，基本上沒有檔案保存、管理等方面的意識，商品生產了之后銷售出去，往往留下的僅僅是合同。而合同本身作為孤證，僅僅能證明簽署了相關合同，不能證明實際履行了相關合同；2、我國企業的經營中，在發票、合同上習慣寫明商品種類，很少寫具體商標名稱，尤其是發票中，而發票往往又是證明存在銷售的關鍵性證據。等等。
因此，如果要求商標注冊人用一份證據就可以證明商標的生產以及銷售往往是不可能的，即使要求商標注冊人用同一組證據（比如同一批貨物的生產、銷售）也往往非常困難。如果無視這個現實，對商標注冊人要求過高，可能有失公平，并且會造成冤案。
本案中，一審、二審認為原告的提交的證據未能形成完整的證據鏈證明復審商標在規定期限內進行了真實有效的商業性使用，有其道理。因為嚴格來說，原告提交的部分證據分數不同的時間、不同批次的商品，本身沒有多少關聯性。但是，是不是這些證據之間互相不具有直接的關聯性就可以不用考慮呢？如果采取這種標準，則很多實際使用注冊商標的注冊人均存在被無效的危險。
最高法院認為充分考慮企業經營活動的實際情況及商標使用的習慣、商標使用方式的差異性等實踐狀況，綜合這些證據的情況，認為原告在日常經常中存在注冊商標的使用行為更符合目前我國國情，有利于保護商標注冊人的合法權益。相信，該判決對后面的案件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